靖江王陵华丽的地宫中有着大量珍奇的随葬物品，上世纪70年代，文物工作者对两座王墓和部门宗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有陶瓷器、金银器、玉器、金属器等，其中以陶瓷器皿居多，尤以青花梅瓶为最，多达300余件、10余个品种。这些随葬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靖江王奢靡的生活和明代的丧葬制度。更为珍贵的是，靖江王陵区共出土约50方墓志，因其内容真实可靠，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因其书法精美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们研究桂林地方史、明朝封藩制度和书法艺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
 
    梅瓶   经专家对靖江王陵墓葬出土的陶瓷器进行的鉴定，认为桂林是“天下一绝的梅瓶之乡”，在一个地方发现多达300余件的梅瓶，这在中国只此一家，就是当时的南京、北京也没有如此多的发现。这些艺术品体现了明朝时期独特的历史人文价值,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制陶工艺领域的高超水平和辉煌成就.享有“发现国宝的国宝级大师”美誉的,南京博物馆古陶瓷专家张莆生先生不禁赞到: “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梅瓶名华夏”。
    据考古推断,梅瓶在中国的唐代开始烧造.在宋代这种瓶式叫做“经瓶”是,一种盛酒的器物.之后逐渐演变为陈设器.在明代.景德镇的陶工们把它称“樽”。而梅瓶这个雅致的名字又是从何开始出现的呢?梅瓶这个名字最早是在晚清的时候,一本叫《陶雅》的书上出现的。清末寂园撰《陶雅》曰“器皿之佳者 曰瓶、曰盂、曰罐，而以瓶之种族为最多，瓶之佳者曰观音尊、曰梅瓶”。而这就是梅瓶这个称谓,最早的记载。民国初年许之蘅在《饮流斋说瓷》中,对梅瓶有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梅瓶”口细而项短 ,肩极宽博，至胫稍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姑名梅瓶也。这是对它造型的,比较风雅的描述。这些明代梅瓶中有青花、白釉、哥釉、哥釉五彩、孔雀绿釉等十多个品种。其中青花梅瓶占了绝大多数。青花其实就是一种釉下彩，它是在素胚上用钴做颜料、绘画、然后上通明彩色，经过高温1300度，这样烧制而成。青花因为它的成色非常淡雅，看着非常清新、素雅。所以很为人们喜爱。明代以后它基本上,就成为瓷器烧造的主流产品了。这些秀雅精致的梅瓶，带着靖江王朝曾经辉煌的历史，与钟爱他们的王公贵族们一起，深埋于那片被称为龙脉的尧山吉壤中。几百年之后,当他们的主任已经能够化做历史的尘埃时,它们却成为了经久不衰的艺术玫宝。故宫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坚定委员常务委员耿宝昌先生将其称为“靖江藩王遗粹”。

    那么,为何靖江王陵群,会有如此众多的梅瓶出土呢?它们又是在哪里烧造的呢?这得从桂林人自古以来的酒文化说起。南宋地理雪茄周去非,在其所著的《岭外代答》中,有这样的记载：“广右无酒禁,公私皆有美酿”宋朝是我国酿酒业的发达时期，然而朝廷为了保障酒税的巨额财政收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榷酒垄断，限制民间酿酒业的自由发展，而独对岭南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为此，宋朝的广西酿酒业未受束缚。当初桂林这个地区，无论是你生产酒还是卖酒买酒,都是不用交税的。正德七年广西布政使沈林诗：“城市山林真罕得，有岩隐隐石巍巍。如流车马门前度，似栉人家水畔围。斑点苍苔湔细雨，玲珑翠竹透斜晖。主翁好事常延客，不到醺然不放归。”诗中描述了桂林街市的繁荣景象和桂林人以酒待客的风俗。而梅瓶大家也知道是盛酒器，所以说在丧葬的时候，人们就是往往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带到墓葬里面。那么到了明代，梅瓶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种随葬品，被带到了权倾一方的靖江王室的墓葬里。因此，桂林靖江王墓群，才会有如此众多的梅瓶出土。
    这些梅瓶是哪烧制的呢?从梅瓶的胎釉以及制作工艺来看,梅瓶大多产自江西景德镇。只有少量的孔雀蓝黑花、祛花彩，是北方窑的产品。当时景德镇是“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明代各地藩王基本上,都是在景德镇烧制。那么梅瓶既然为王公贵族所用,很多人认为,它肯定为景德镇官窑所烧制。其实,我们的梅瓶大多数是民窑烧制的,因为明代的时候,官窑烧制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明)洪武年间设立御窑厂， 御窑厂生产的一般都是两种：一种就是钦定,就是皇帝用器；一种就是部定,就是赏赐品。它的制作非常的严谨要求很高。就算有一些瑕疵,也会打碎深埋，不让流入民间，不可能让它大规模的出现在这种王室的墓里面。到了民朝中后期,皇家对资器的需求量逐渐加大，而明朝国势又渐渐衰推，御窑厂已是不堪重负。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官搭民烧”的制度：当初景德镇大概有900座民谣。它就从着900座民窑里面，大概选了20多家，由官窑出图样还有原料,然后搭着民窑一起这样烧。但是这些梅瓶,从它的做工的精细程度来说,跟官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从景德镇采烧瓷器，再运到桂林，要经过很远的路程，从陆路用车马或人挑必定花费巨大且容易破碎。而当时桂林的水路即可通达洞庭湖、鄱阳湖。因此，从水路运输应是最安全最便捷的路线。从桂林漓江向北，经过兴安灵渠，入湘江、洞庭湖、鄱阳湖，再达景德镇。可见，当时畅通的水路交通为景德镇瓷器能较便利地运达桂林提供了条件。当然，要供应王府上上下下众多人等的器用，必然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广大劳动人民不知要为此耗费多少血汗。据桂林市文物工作者的调查访问，如今在兴安县城附近的黄泥陡茄子塘村，有宿姓、季姓、颜姓后人，自称祖上于明初洪武年间随靖江王“护驾”南下，世代在兴安专职运送王府器用，并成为管理灵渠的渠目。明亡后仍世代在兴安灵渠管理该渠运输，清代最后一位渠目宿昌定解放前夕仍健在。因此，可以认为，靖江王陵所用各类瓷梅瓶就是从江西景德镇经水路运到桂林的。
　　明代帝王宗室墓中均有梅瓶随葬，而明代高官也可以享用这一礼制。桂林吕调阳就为实例，其谥文：“字和卿，号豫所，桂林市人。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乡试，嘉靖二十九年适试第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留京近三十年，历官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太保、少傅兼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等。吕调阳墓曾被盗，1975年进行发掘，右室为吕调阳妻张氏墓室，残存金耳环1对，金牌10块，镀金垫背钱1枚，玉钱1个，以及青花梅瓶1对。从陪葬品可以看出墓主使用了较高规格的礼仪。北京定陵万历帝随葬4个梅瓶，孝端后王氏随葬两个梅瓶，吕调阳妻张氏随葬了两个梅瓶，靖江王庄简王陵与妃合葬各随葬1个梅瓶，而朱元璋第十子兖州王朱檀薨于正统五年，墓中也只随葬1个梅瓶，可见明代统治阶级的丧葬礼仪是有定制的。《明史》诸王传序：“明制，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受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为世孙，冠服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明代靖江王从庄简王朱佐敬开始，在政治、经济待遇方面为郡王级标准，其随葬的梅瓶数量同兖州王朱檀随葬的一样，符合其身份级别。《明史》职官：“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三孤从一品。”按吕调阳的官职冠服高于郡王级，虽非皇族，但从其妻随葬品使用的梅瓶数量看，已享受了皇后、妃的丧葬礼遇。就目前所见到的历代靖江王陵和高官吕调阳墓出土的梅瓶与桂林大量出土明万历中后期的梅瓶比较，在质量上显得精致些，如，庄简王陵出土的青花鱼藻纹梅瓶应是民窑精品，安肃王陵出土的青花携琴访友梅瓶应是官窑器。陵墓随葬梅瓶的数量体现了明代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反映了明代上层贵族的丧葬礼俗，将应用盛酒器或陈设器瓷梅瓶作为丧葬礼器。所谓礼器，即古代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活动时举行礼仪使用的器皿，如，明代万历帝陵沿用汉代南越王墓在棺椁外放置玉璧礼器的礼仪，也在棺椁外放9块玉料和四个梅瓶，将梅瓶归礼器玉类放置。明帝王宗室、达官陵墓中均使用瓷梅瓶，虽然可能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但也成为他们显贵的特殊标志。

    桂林墓葬出土的梅瓶中发现不少装有铜钱、谷粒，也见有槟榔、中药材、乳鼠酒等。史载宋代岭南嚼槟榔已成风，槟榔与蚬灰、蒌叶同嚼可顺胃气、除口臭。明代人曹学俭的《桂林风谣十首》中有：“不住槟榔嚼，相传好辟岚。喉干如转磨，叶响似喂蚕。弃地皆脂泽，逢人若醉酣。生年无半百，面黄老瞿昙”。可见明代嗜嚼槟榔者仍甚众。乳鼠(无毛的初生鼠)向来被岭南人视为大补食品。蘸酱生吃为佳肴名菜——“三叫”，浸酒服可治产后体虚。用各种中药、动物浸泡药酒治病和进补是南人习俗。陪葬的梅瓶中装入了钱、粮、槟榔及各种补酒，说明梅瓶在明器中已不单是装酒的功用，更兼作仓储用。替代了过去单纯的“谷仓”，被后人称为“钱粮坛”。一些生产于明代早期的梅瓶也出土于明晚期王室墓中，据此推测，明早期的景德镇窑梅瓶得来不易，还不舍得葬人地下，一直在王宫中使用。至明代晚期流行用梅瓶作钱粮瓶陪葬时，这些器物才被充分利用，下地宫人藏至今。
    靖江出土的梅瓶其中各式陶梅瓶67件;青花梅瓶为主的各色瓷梅瓶252件。这些梅瓶的外形十分美观，线条流畅，如宣德青花梅瓶通高40多厘米，比较少见。景泰青花梅瓶瓶身上绘制的“仕女蕉叶题诗”，人物生动，构图简洁。其中一个宣德梅瓶是存世孤品，其上绘制的《访友图》，不但在中国，其它如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东南亚等瓷器收藏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也未发现有与其相同的。另外如嘉靖“岁寒三友”带盖青花梅瓶,“四友图”万历带款青花梅瓶等，也是器型、色彩、绘画三绝的珍品。
    靖江王陵出土的大量青花梅瓶，犹如一本记载历史和文化的典籍，让人们穿过历史的时间隧道，去品味那深厚的传统文化和艺术魅力。